中新社北京8月25日电 题：从西方到东方，如何感受与“懂得”文化的魅力？

　　——专访丹麦知名汉学家易德波

　　中新社记者 高凯

　　易德波博士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NIAS)高级研究员，这位汉学家自20岁起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中国文学，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积极促进北欧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年近80岁高龄的易德波曾无数次往返于丹麦与中国之间，考察、研究和传播中华文化，尤其是对扬州评话等民间语言艺术表现出特别兴趣。她如何与遥远的东方文化结缘？对东西方文艺的表达和传承有着怎样的感悟？不同的文化是否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互相“懂得”？中新社“东西问”日前独家专访易德波(Vibeke Børdahl)，深入了解其经历与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何时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最初的契机是什么？您的中文名字易德波寓意为何？

　　易德波：我是在哥本哈根和巴黎开始学习中文的。我对语言有浓厚兴趣，最初主要是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1964年，我在巴黎逗留期间，发现索邦大学在教授中文。这种历史悠久、在现代世界广泛使用的完全陌生的语言和文字体系，立刻在我心里引起涟漪。此外，哥本哈根大学后来在我的祖国丹麦也开始教授中文。于是，我在哥本哈根开始了中文学习，两年后我去往巴黎，并在那里继续学习。

　　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我对中国文化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我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长大。我父亲是一名探险家，曾于1947年至1949年前往阿富汗。从那时起，我们家里总会有客人来访，他们之中有对亚洲非常感兴趣的学者，总是在讨论亚洲的情况。所以，我学习中文的想法可以说是很自然产生的。

　　中文名字“易德波”是我在哥本哈根的第一位中文老师送给我的。他原本是一位道教信徒。他根据我父亲名字Edelberg的发音创造了Yi Debo这个名字。音节中也有“德波”(富含美德)的含义，也算是祝我好运吧。

　　中新社记者：您曾多次来到中国，什么原因使您对扬州表现出特别兴趣，甚至会说扬州话？方言对不同地域的中国人而言都很有难度，您在学习中是否遇到很大困难？

　　易德波：我从开始学习中文时就对汉语的方言很感兴趣，甚至还写了一篇关于扬州方言的论文，并以此获得了硕士学位(1968年)。我在巴黎(1967年至1968年)学习期间认识了一位中国移民，他是扬州人，住在巴黎一个扬州人的聚居社区，为我的这项研究提供了很多资料。当时我就较好地掌握了扬州话的发音，但没有办法完全用扬州方言说话，只能用普通话以及我掌握的有限的扬州话进行表达。

　　多年后的1986年，我开始研究扬州说书(扬州评话)。之所以从事这项研究，是因为我已对扬州方言有了一些体验。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主要从事扬州评话的研究。在挪威家里时，我夜以继日地努力学习，主要是听录音带。在我访问扬州时，天天看现场表演。但这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语言。我只能把扬州评话的段子用录音机录下来，一遍又一遍地听抄下来，坚持天天听。然后，我又从多方面分析了那些表演。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在语言方面有什么特殊的天赋，而是辛苦工作取得的成绩。

　　中新社记者：您觉得方言在研究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时居于何位？能否请您以扬州话为例分析其文化承载价值？

　　易德波：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方言是其语言现象的宝库。如果你只知道国家的通行语言，如普通话，那么这些现象对你来说就不明显。每一种方言就是其使用地的文化载体。方言的发音在传达每个地区口头艺术的真实环境方面也极为重要。扬州评话中，有一些非常特殊的高低语层特点。只有用方言来表演的时候，这些特征才能发挥作用。我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都提到过这方面的内容。

　　中新社记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您认为扬州评话有哪些独到特点？是什么令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流传至今？

　　易德波：我认为，没有人能够回答关于口头艺术的生存和消亡的问题。但我的印象是，在400多年的时间里，扬州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且统合了社会现象的产物。说书人对表演和传承有着骄傲的态度，他们对先祖的艺术非常认真。而观众在这门艺术的生存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扬州有20多个书场，且每天都会有表演。不仅是扬州市有这样的传统，大运河南北沿线的广大地区也经常有扬州评话的表演。我们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这门艺术的生存与传承。

　　中新社记者：在多年的研究中，中华传统文化最吸引您的魅力为何？您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很多时候，中华文化在一些外国人眼中就是旗袍、红灯笼、十二属相、戏曲脸谱等符号化的印象，您认为东西方文化是否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互相“懂得”？

　　易德波：就我个人而言，中国文化中最吸引人和最有魅力的部分是明清小说和说书的传统。小说的案头本子和说书人的口头书目是紧密相连的，但影响的方向是复杂的，并不是单向的。我的研究著作主要集中在《水浒传》和《金瓶梅》这两部小说以及扬州评话上，尤其是王(少堂)派《水浒》，我在1992年至2013年间发表了大量关于这一主题的中英文文章。从2010年至2020年，我把很多时间用在了《金瓶梅词话》的丹麦语译本上。由于我的研究集中在中国文化的这些种类上，我自然也会对它们怀有特别的喜爱和钦佩。

　　我从1964年开始学习中文。那时的汉学主要是研究中国的哲学、历史和语文学，语言学和文学是课程的主要内容。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汉语的大学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已发生巨大变化。语言学和文学在其中所占的比重萎缩了很多。社会研究和与商业相关的研究已占据主导地位。在我看来，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现象。我认为，对中国的人文研究被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你提到的少量象征性的标签来营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趋势过于简单化了，不论它们代表的是古代还是现代，它们都无法体现中国文化的丰富性。

　　我坚信，身处东西方文化中的人们能够真正理解彼此。这是一个教育和自由思想的问题。(完)

　　受访者简介：

　　易德波(Vibeke Børdahl)博士，现为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NIAS)高级研究员。专攻中国语言文学、方言学、口头表演文化，先后在北欧的奥胡斯大学、奥斯陆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任教。她最近关于中国说书传统的英文书籍研究包括：《武松打虎——中国小说、戏曲和说书中的口头和书面传统的相互影响》(NIAS 出版社，2013 年)，以及与葛亮和王亚龙合编的《西汉：扬州评话艺人的脚本》(NIAS出版社，2017年)。她还在www.shuoshu.org上发布了“中国说书研究数据库”。她的主要作品目前也以中文出版。易德波博士最近刚完成了她将《金瓶梅词话》(1617年)翻译成丹麦语的工作，全书共分十卷30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