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11日电 题：同为“汉学”，中西方视角缘何不同？

　　——专访巴西汉学家霍心武

　　作者 段红蕊

　　在当下多元文明共存的时代，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中国的汉学研究越来越看重以文化之根立身、塑造兼具现代感和历史感的文化形态，进而重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西方的汉学研究则更关注政治、哲学、经济、语言学、社会学等跨学科领域，试图全面解读中国。近日，巴西汉学家霍心武(Rogério Fernandes de Macedo)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他本人以中华武术作为开启中华文化大门的钥匙，与汉学结缘的经历，回溯西方汉学的发展历程，阐释中西方汉学研究的共性与个性。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身处一个与中国空间距离极其遥远的国度，怎样的机缘让你最初接触到汉学？汉学的哪些特质吸引你持续深入研究？

　　霍心武：我最开始接触汉学和中国文化是通过中国的武侠片和武侠小说。对我而言，武术是开启中国文化大门的钥匙，其中包含着礼仪、道德和武德等传统文化内容，深深地吸引着我。后来，我跟随一位来自中国山东的师父学习武术。有一天，师父问我：“你们巴西人不懂中国的武术理论和风俗习惯的话，怎么能理解武术呢？”我一时语塞。就这样，这位师父成为我的启蒙老师，激发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较浅显，直到进入巴西一所中文学校学习后，才意识到其博大精深。

　　考入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后，我希望进行一些关于中国或中巴关系的研究，但那时在巴西找到一位研究方向一致的导师并不容易。恰巧当时我阅读到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于是，我与巴西语言学教授费尔南达·米兰达·达·克鲁斯进行了交流，阐述了我的一些看法。她让我把这些想法整理成文，进而催生出我的两篇论文：《汉语拼音字母的起源》和《巴西汉语教学史：关于语言规划问题》。

　　中新社记者：在你的作品中，对于中国语言学家王力的研究著作颇有洞见。王力先生的著述有何魅力？对你本人的汉学研究提供了怎样的帮助？

　　霍心武：在通读了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并观看了他的人生纪录片后，我被他坚定的学术信念所感染，对于他的研究也愈加感兴趣。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的科技，但他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王力古汉语字典》等工具书和多部语言学专著。

　　王力先生不仅将从文献考据角度研究语言和文字的传统汉学与现代汉学有机结合，还运用了西方汉学所使用的先进语言学理论工具，形成了他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撑起了中国语言学的未来。这种兼容中西方汉学理论的研究方式启发我在博士阶段进行比较汉学研究。

　　中新社记者：西方的汉学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对推动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霍心武：西方的汉学总体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原始汉学阶段、汉学起源阶段和现代汉学阶段。

　　在原始汉学阶段，随着耶稣会的宗教传播和欧洲的殖民扩张，西方传教士远渡重洋，开启了中西方的思想碰撞。其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文化适应”策略调和基督教和儒家文化，而法国传教士白晋则提出“索隐主义”，致力于在《易经》等中国典籍中寻找与基督教一致的世界观。此外，作为原始汉学的奠基人，欧洲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从未到访中国的情况下，借助典籍对中国的自然神学进行了解读，并将二进制与《易经》中的阴阳爻做类比，强调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在汉学起源阶段，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和德国语言学家洪堡进行了一场关于语言哲学的公开讨论。二人分析语言的语法框架，以探究语言与思维间的关系，但研究仅限于带有屈折结构的希腊-罗马语系语言，汉语由于“自身存在的问题”，未在二人本次讨论之列。实际上，这种“排外”的根源在于西方哲学本就以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为起源，而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存在误区。但受雷慕沙启发，洪堡后来转而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语言之一。19世纪初，雷慕沙开设了欧洲第一门关于汉学的课程，标志着汉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在西方诞生。

　　在近现代，法国社会学家和汉学家葛兰言改弦易辙，没有遵循纯语言学、文学批评和同时代的语文学研究方法，倡导使用社会学分析法研究中国社会，更注重客观事实。尽管如此，由于受到当时批判中国哲学思潮的影响，他也无法跳脱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框架进行研究。

　　在我看来，现代西方汉学是一个非常广博而开放的专业领域，不仅可以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而且对于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有所助益。这是莱布尼茨的期望，也是李约瑟等汉学学者毕生的努力。

　　中新社记者：在中西方不同的语境之下，“汉学”似乎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载体，你认为中西方汉学研究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二者是否也在互相影响和交融？体现在何处？

　　霍心武：根据我的研究，中国的汉学研究通常以自身的史学和文化为起点，以中国古代和现代知名学者的书籍作为其研究领域的基础。至于西方汉学研究，就像王力先生所述，主要倚仗他们自己构建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不太会考虑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事实。

　　但西方汉学研究也不乏一些关注中国本土研究、重视其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学者，而他们也往往会受到中国学者的尊重和认同。例如，王力高度评价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称他深刻影响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实际上，中国的汉学也一直在对西方汉学产生影响，其中一个不容置喙的事实，就是许多中国古代的史料被西方传教士翻译并传到了欧洲，在当时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思潮中诞生了西方汉学。

　　遗憾的是，在西方哲学史中，针对中国思想的批判对汉学而言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这种影响在学术环境中依然存在。只是因为中国哲学与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大为不同，就对其进行否定，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中新社记者：中西方文化源头不同、发展路径不一，如何交融互鉴依然是当今世界的重要课题。今天，许多国家提倡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是不是文化交融的一种合适形态？

　　霍心武：中西方文化因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历史和社会发展而有所区别。我认为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之间相互合作，合作是可能的，但具体的实践不易。如果走以前西方列强之间利益争夺的道路，并将希腊罗马文化奉为全世界遵循的唯一范式，那么国家之间多元文化的交融只能是一个巨大的乌托邦。

　　但如果将文化的交融投射到学校、企业等机构之间的交流，则具有相当大的可行性，因为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遵循合作法则。在这方面，中国的处世哲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孔子和其他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在战争时期发展了他们的思想，并指出通过教育和合适的政治方针实现和平的可能性。但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霍心武(Rogério Fernandes de Macedo)，巴西汉学家，国际儒学联合会成员，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社会科学博士，对外葡萄牙语教师，巴西孙膑拳武术协会主理人，多年来深入研究中国汉学和巴西的汉语教学，曾发表《比较汉学：西方汉学基础和王力建构的中国汉学》《巴西汉语教学史：关于语言规划问题》等学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