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以人为本

文／王绍培

　　前一阵子国内各种灾难不断，沉船翻车、爆炸起火，此起彼伏。有分析家指出，所有灾难都是人祸。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甚至指出，人祸不除，灾难未已。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人祸怎么除，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些主管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可以首先想到的原因。所谓“人祸”，其实大都可谓“官祸”。为官一任的人，如果敷衍塞责，造福谈不上，造祸一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官僚主义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不认为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为当事人及其上级的冷漠和消极，情况可能正有适相其反者。其中，狂热地、积极地追求经济利益是人祸连连的重要原因。这些年，要钱不要命的事大家见得多了，为了钱，什么事都可以干。在许多企业，无论所有制的形式如何，都存在着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全的情况，不到灾难发生，这些情况是没有人会去指出来的。部门或地区的领导为了政绩，或者说为了经济的某些指标，对安全问题睁只眼闭只眼，生怕一不小心就吓跑了内商或外商，毕竟在利润和安全之间是有矛盾的，增加了安全方面的投入，就会降低平均利润率。就算是旨在为民请命的一些媒体，对普通工人的生存状况也关注不多。更多的媒体则热衷谁是中国乃至世界级的富豪这样的话题。

　　发展经济，迅速赶上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潮流，也是中国在结束十年内乱之后唯一正确的选择。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中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国力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的发展不能停、不会停，因此，在新世纪的当口，我们其实大有必要反省一下，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曾经是一些发达国家思考过的问题，我们思考它，正是后发展国家的好处之一。如果经济发展要以安全、清洁、祥和、有序、从容、康乐、安静等等为代价，那这样的经济发展就要被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换句话说，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我们有必要适当缓和整个社会拼命逐利、嫌贫爱富的紧张情绪。我们有必要消解一下贫困的情结，转化一下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已经不是那么贫困了--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式要变化一下，因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情况，一直是考察他们政绩的主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以经济发展为最高目标的阶段应该结束了，而应该代之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必须把经济发展看成是手段和过程，把改善我们的生活素质看成是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且是一个没有终结之日的目的。

　　但是，改善生活素质并没有被当成一个根本性的目标，其表现比比皆是。比如说，财政上可以花50亿元人民币来建国家大剧院(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停下来徵求意见)，却没有优先考虑建“希望小学”(据说十万元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50亿可以建多少“希望小学”呢？)。我们承认教育是更大、更迫切的问题，起码是比歌剧重要得多的问题(如果人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歌剧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国家大剧院对于提升北京的城市景观的档次当然大有好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我们拥有发达国家的城市景观是不是一种“炫耀性消费”呢？

　　再比如说，在国内的一些城市，也许是成为国际名城心切，耗费巨资兴建具有世界水平的城市中心区。但是，在市民生活的许多小区却没有起码的生活设施和文化设施，没有运动场和体育馆，没有图书馆，没有公园，没有电影院或剧院，更谈不上音乐厅和博物馆了。我们需要实在的小康生活，而不是现代化的中心区与落后的城市周边的对立。城市中心区对于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作用不大(谁又能天天上那里去呢)，经济上很可能是浪费的。但是，在它被作为政绩、作为门面也就是作为炫耀性工程、作为经济成就来展示时，意义就不一样了。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要让每个人都受惠，而让每个人都可以很方便地得到好处的办法之一就是改善与我们的生活素质相关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市民的公共空间的建设。既然城市建设的决定权在领导手上，我们就有必要把它作为考察领导干部政绩的一个主要内容，而不再像以前仅仅把经济作为考察内容。老实说，如果我们把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质作为经济发展的目的，使每个市民或国民都能及时地、具体而微地感受到生活的康乐和富足，我们整个社会的浮躁和不安之气就会祛掉很多。

　　(摘自《深圳周刊》20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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