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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重新打造竞争力 张华侨(广州) 在国家开发银行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秘书将工资单给行长陈元过目，这位平时使用自动转账、不过问工资数目的行长在看了工资单之后，也忍不住说：“我堂堂一个行长，一年才挣个三四万。要知道，开行所管理的资产超过6000亿元，每年新增的信贷也达到1600亿元左右。行长的薪水尚且如此，他们将如何迎战即将加入世贸后所出现的“人才荒”？ 如果机构调整、人员优化、利益分配格局重整、外资银行逼近等带来的震荡能使四大国有银行从官本位主导机制，发展到由职业银行家管理，那么国有银行也许会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 2000年3月11日清晨，中国银行佛山分行的顺德支行，掀起了一场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用人制度改革。 在一群员工焦虑不安的等待中，顺德支行各部门负责人拆开密信，宣布了人员优化组合名单，宣布的结果是161人落选，这意味着他们曾经捧了多年的“金饭碗”被打破了，尽管他们失落的情绪强烈到无法掩饰，但是由市场来选择人员的时代不可阻挡地到来了。 紧接着，顺德支行这场用人改革浪潮，迅速向佛山地区的高明、三水、南海等地涌来，随即而来的是整个佛山地区中行员工被震动了。 振荡！振荡！ 中行顺德支行这次人员分流，表明整个银行业变革的序幕正被徐徐拉开。而在这个序幕的背后，推动银行变革的激流早已涌起。 今年2月，国务院决定，对中国证监会、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进行大调整，这是多年以来金融机构力度最大的一次高层领导调整。 信息传出以后，国内外有关人士作了不同的预测。一些分析家认为，此次金融机构高层领导的调整，其目的是促使银行的负责人提高处理业务的能力和金融管理水平。另外，这次金融机构领导的调整，也包含了政府希望在金融机构建立廉洁制度，打破一个单位长期形成的人际关系，并避免“集体作弊”的愿望。 如果说，这次银行高层领导的调整，在银行用人机制方面已经产生了相当的震荡的话，那么另一个促使银行变革的震荡力量早已在日益逼近。 敏锐的分析家们注意到，1999年1月中国正式宣布取消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随后还批准了美国两家银行在中国增设分支机构，这一系列的行动向西方国家显示了中国金融开放的决心。紧接着到11月15日，中美入世协议的达成使国有银行感到，挑战国有银行垄断地位的强大力量，终于向他们席卷而来。对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压力尤其沉重。 对于国有银行来说，阻碍变革的最大因素是人员如何优化配置。1997年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有员工168万人，以工行为例，1984年成立时员工30万人，1996年高峰期达到57万人。而汇丰银行在全球有5000个分支机构，员工总数才14万人，其他跨国银行大多也在10万人以下。 显然，这么庞大的队伍，不仅使国有银行的人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而且在业务骨干待遇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又要他们对银行信用负责，这实在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市场的力量 据悉，80年代进入银行的一批领导，大多数是从政府部门调入或从部队转业的干部，他们几乎没有正规的金融法律教育背景。国有银行的特殊垄断地位，使它在中国一直没有遇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就使得国有银行的领导与员工几乎没有动力去创新。因此，四大国有银行在入关的威胁中，几乎面临一个共同的困惑：以什么机制进行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中国银行总行一下子招收了100多名优秀毕业生，其动作之大超出其它国有银行。此外，根据岗位的不同，增加了专业人才的配置比例，并着力提拔有能力的年轻人进入领导层，同时加大了对人才培训的投入。 实际上，外资银行已把中国银行当作争取优秀人才的目标。据悉中国银行总行每年有40多名高级人才投奔到外资银行。此举实际上在向国有银行表明；僵化、封闭的利益分配机制，已经不能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市场自身已经在显示吸引人才的力量。为此，中国银行总行计划在向外资银行开放的城市，相应提高中行人员的工资，以应对外资银行对中行高级管理人才的诱惑。 在用人机制方面，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也推出了新举措，其目标是建立一套对员工绩效科学的评价机制，对那些业绩突出的员工，在工资、奖励方面给予倾斜。同时工行加大了对高级管理人才的引进，包括从国外引进受过良好金融教育的留学人员。 一个令人思索的现象是：中国银行力度最大的人员分流是在广东顺德支行率先进行，而工商银行顺德支行也是在这里进行人员优化分流。这两家银行都选择在顺德进行人员优化分流，表明了在市场经济发展得越快的地方，就越有一种力量能支持制度创新。 但是由于四大国有银行还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由财政部来统一核算四家银行的工资总额，这就使得国有银行不能像企业那样，自主进行利益调节。在此背景下，国有银行要求打破这种工资模式的呼声日趋强烈。 机构合并：金融资源的重新组合 如果说用人机制的改革打破了银行传统利益分配格局，那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的省、市行合并，给金融业带来的又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在省、市行没有合并之前，一个城市的同一金融系统往往存在两个金融机构；且都在一个城市竞争有限的金融资源，这不仅使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而且给客户带来极大的不方便。如贷款权一般都在市级分行，县里的企业申请贷款，要经过县行、市行两级审批，造成贷款时间被拖长。而合并以后，原来的市分行变成了支行由省分行统一管理，省分行得以打破地域限制，可以在本省跨县、市开展信贷，并且集中金融资源开拓新的业务。 一些金融界人士分析，省、市行的合并，是一次金融资源重新组合，它不仅减少了管理环节，而且使金融资源能得到更有效的配置。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于1998年5月率先完成省、市行合并后，仅半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令人振奋的业绩，广州各区的机构1999年实现利润共5.92亿元，同比增盈1.48亿元，增幅达33.4%，存款业务在广州地区激烈的竞争中，不但没有受到机构调整的影响，而且取得了历史最好的成绩，人民币存款余额已达525.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82.3亿元。 据悉，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则计划从经济不发达的县市撤出一定比例的分支机构，原因是一些县市经济发展困难，多家银行在这里争夺有限的业务，不但获得的经济效益不明显，而且还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后还出现了亏损。 来自侧翼的压力 从目前的竞争格局来看，一些城市的商业银行将组成银行集团，其战略是利用集团人力资源、科技优势，介入到一些投资数额巨大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并逐步夺取国有银行占据的市场。 而华夏、中信、光大、民生、深圳发展、浦东发展等股份化商业银行，更是以灵活的经营策略与用人机制、在金融市场上急剧扩张，并已成为四大国有银行的竞争对手。 很显然，城市商业银行的步步紧逼与股份商业银行的扩张，各国有商业银行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而建行、工行从县市逐步退出一些分支机构，就是要集中优势，在大、中城市争夺市场。 更重要的是，号称“金融超市”的全能银行已成为国际商业银行发展的一大趋势，这是促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机构合并，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 花旗银行、美洲银行、汇丰银行大力推进证券化和银行网络化等金融创新，突破服务地域和服务时间限制，向全球客户提供诸如储蓄、信贷、保险、住房、汽车等全套服务，并已取得良好成效，其平均资本利润和资产收益大大提高，税前利润更是跃居全球银行前列。 1999年11月9日上午11点30分，美国匹兹堡市市长汤姆·墨菲将鼠标轻轻一点，通过互联网向机构投资者拍卖价值5500万美元的市政证券交易瞬间完成了，开创债券网上交易的先例。由于越过了华尔街中间商直接将债券推向投资者，墨菲希望以此大幅度削减承销费。他称这次交易是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墨菲的举动只是受互联网推动而发生剧烈变革的一部分，这种变革正在横扫总额达13.7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并向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发起了有力的挑战。 墨菲的举动当然也震动了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也当然希望迅速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说国有银行过去是由政府来主导改革，那么今天电子化的交易使国有银行由低效率的政府指导，变成由市场推动的自我创新。 股份化：职业银行家的呼唤 尽管四大国有银行在机构改革与人员优化组合方面迈出了一步，但他们仍然面临这样的困惑：国有银行需要怎样突破体制？在不改变体制的情况下，国有银行靠什么来创新？ 一些金融分析家指出，国有银行向股份化发展将是它走向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能使原来由银行独立承担的风险分散，而由银行、社会、企业共同承担。 专家们提出的这种建议，在银行内部产生了一些共鸣。因为股份化包含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利益实现，当他们按照这种机制使银行的利润增加时，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就得到了扩张。而单一的国有银行机制，在妨碍他们利益实现时，也同时在阻碍银行收益的提高。 实际上，在四大国有银行的周围，已有许多按市场机制运作的商业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率先踏上股份化的快车后，其税后利润明显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员工的收人也与国有银行拉开了距离。 而如火箭般升起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更是大批吸收急于进行利益扩张的高级人才，一个部门经理固定年收入约10万元，一个外资银行驻中国机构的负责人年薪约50万元，而国有银行一个处级员工的每月工资不超过3000元。这种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不仅使我们看到用人制度上的差距，而且使我们看到一个人才权利价值实现的差距。 不久前，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公开表示，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股份制银行没有政策上的阻碍，但需要创造一定的条件。目前条件的限制也许就是指国有银行在盈利水平、资本充足率方面还有一定差距，而且四大国有银行的财务状况也根本未达到上市公司要求的透明度。 风险之源 其实政府也认识到，国有银行低效率、低质量的运转，不仅使资本难以有效配置，而且使坏账、呆账在不断产生。在每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一些领导就一再强调：银行要切实改进金融服务，抓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争取做到不良贷款比例不要再上升，更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无论如何不要发生挤兑风波，要严格执行中央制订的方针政策…… 但是在国有银行迟迟不能建立真正法人治理机制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往往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相反，国有银行还会变成各种利益集团(如各个权势部门和地方政府)获得利益的工具，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段从国有银行获取信贷，也就获得了利益。而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家所有，即使出现大量坏账，银行也不承担责任。 这就使得政府面临一种矛盾：如果政府对一些高负债的国有企业不救援，那么国有企业就会陷入一种困境；如果政府有选择地对部分企业救援，则会使国有企业普遍失去贷款的约束效力，使银行坏账更难解决。由于没有一种机制促使国有商业银行公开信息，即使银行坏账增加，也会采取长期遮盖的办法，不仅造成信息失真扭曲，而且对不良债务采取�；�、纵容，使银行坏账越积越多。 如在中国西南地区某市，由于乱集资、乱批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使这个城市成为中国少有的金融“三乱”重灾区。当时，人民银行以各种办法提请这个市的政府要加强管理，但是一些机构在各种利益驱使下，违法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一些金融机构明知亏空严重，仍以越来越高的利率诱使储户存款，用以填补前面的亏空，不少机构相继出现支付�；�，储户到期无法支取本金。 为了保证最低偿还需求，这个市政府不得不向中央举债12亿元，自筹资全若干亿。为了解“后事”，这个市及其他地区共举债35亿元，相当于这个市的财政收入的一半，这样沉重的债务负担，将使一些区县财政多年难以翻身。 这种政府信用和银行信用“捆绑”情况的出现，往往使政府的威信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害，这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由此可见，银行信用的损害，可以导致整个社会的信用下降，而四大银行向股份化发展，可以产生真正对银行信用负责的职业银行家，这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来自外资银行的挑战 外资银行从一开始进入中国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扩张，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各地开展业务，并获得利润。 到1999年底，外资银行在中国共设分行157家，而外资银行的代表处已达248家。毫无疑问，外资银行已成为挑战国有商业银行的一支强有力的力量。 从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来看，美国银行的资本实力是最强大的。为了达到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目的，美国的一些金融财团已经在美国国会中进行大规模的游说活动，要求国会议员像对待其他贸易伙伴那样对待中国，投票支持同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对美国的银行来讲，中美入世协议的达成，意味着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阻碍将会解除。 最近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测，几年后，外资银行在中国贷款市场占有率会由现在的低水平上升至8%。因为中国在入关后5年内，会让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 从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扩张战略来看，有些外资银行敢于走在外企前面，派人先到中国进行调查研究，评估论证，替企业考察当地投资环境，甚至为企业做好投资项目分析。而结果是，外企项目投资所需资金很自然地大部分靠外资银行贷款，当外资银行不断扩大对这些优质外企的信贷业务时，也就自然垄断了外企的存款等业务。 另外，外资银行还在迅速地争夺中资银行最优秀的客户。因为中资企业为了扩大生产、增加出口，再加上有借助外资银行走向世界的内在愿望，他们会倾向选择那些效率高、态度好的外资银行。如此下去，国有银行将丧失一大批优质客户。 毫无疑问，在外资银行高质量、高效率服务面前，四大国有银行必须重新塑造自我，必须彻底地抛弃僵化、封闭、垄断的用人机制。必须从官本位主导的银行体系，发展到由职业银行家来主导。 国人希望的是，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在经历一系列的机构调整，省、市行合并，重建人员激励机制，拉大利益分配差距的震荡后，会在新一轮金融资源争夺中显示强大的竞争力。 (编辑：张良)(配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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