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一场地震，震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但是，当媒体和评论家争相对国民在地震中表现出来的慈善行为进行探索和诠释、甚至夸大和拔高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冷静下来客观地反思这种行为。

　　在灾区，当有人呼吁无组织的志愿者不要来添乱的时候，那些各界名人总能通过各种途径，突破重重关卡和警戒，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无论他们是在真的关怀还是作秀。在我所在的城市，为了避免干扰灾区转移来的伤员休息，普通市民是不允许进病房探望的，只能把礼物放在医院。但总是有一些人利用特殊关系，被允许进入病房探望病人并亲自把礼物送到病人手中。

　　很明显，在这场全民赈灾的行动中，有些人利用自己的特权优先满足了某种需求，而这种需求就是行善。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慈善表达和对爱、崇高、意义的表达，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需求，好像穿衣吃饭性生活一样普通的需求，只不过这种需求长期以来被我们对物质的强烈需求所掩盖。而一场地震，则一夜之间引爆了13亿人的这种需求。这样看来，也许这种需求的表达，并不是我们当初所认为的那样高尚，只不过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普通需求而已。正如有网友所言：这一滑动过程并不指向现实中的苦难，而指向一种想象性的自我完成。

　　事实上，目前大部分的普通中国人所表现的善行，都还只是这样一种自我需求的满足。我并不认为汶川大地震所表现出来的慈善，是多么大程度的飞跃，这种自我完成的需求，其实一直存在于几乎所有人的心中，并且也有很多人在生活中践行了这种需求。比如，扶老人过马路，给穷亲戚送几件旧衣服，资助一个孩子读书等等。这场地震的作用在于，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地激发了人们对于这种自我完成的需求，但还远没有上升到“非自我需求的善行”的地步。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所在的报社组织了认养灾区孤儿的活动，有2000多人报名，还有很多人根本打不进热线电话，可见热情之高涨，爱心之汹涌。但在表象之下你会看到什么呢？最开始是感叹，怎么没人想到收养一下贵阳市儿童福利院里的孤儿呢，其实他们也很需要家和关爱，却从来没得到过像四川灾区孤儿这样的关注。

　　再看看爱心人士申请认养的表格。很多人都这样写：希望要小一点的，最好3岁以下的孩子；或者是最好没有残疾的孩子，或者是要一个女孩之类的要求。

　　难道他们对灾区的孩子有什么特别眷顾吗？不是。他们一样不希望收养一个性格已经形成的孩子，或者残疾儿童。他们能给予的爱，依然没有超越“自我需求”，中国社会仍处在慈善行为的“初级阶段”。

　　难怪国外媒体总喜欢拿中国人从来不愿意收养残疾孩子的事实，作为中国人缺乏爱心的佐证。曾看过的一部美国纪录片《我的至亲骨肉》，讲述一个妇女收养若干个残疾孩子的故事。故事里，有两个双腿高位截肢的小女孩，每天自己推着轮椅出门，校车司机在她家门口放下升降梯把轮椅接上去。在学校，她们基本上不用依赖别人就可以自己处理上厕所等问题，她们甚至还和全班其他同学一起，快乐地挥舞旗帜做旗操表演。这些情景，我们能想象得到吗？我们现有的基础设施和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给残疾人提供一个可以充分参与社会生活、不依赖他人而独立生存，在人群中获得自信和尊严以及充分幸福感的机会？

　　千万别被例如“汶川大地震，痛出一个新中国”这样的标题所蛊惑，我们仍然需要自我反思和自我检讨，探究我们人性深处的动机何在、自私与否？(艾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