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童工之恶，光靠法制和法治远不够，它还须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模式的矫治相结合

　　珠三角“四虎”之一的东莞市企业大量使用四川凉山地区童工的伤天害理恶行被媒体戳破，引起国内及港澳舆论大哗。

　　这是继去年山西“黑砖窑”事件之后又一宗震惊国际社会的“大恶”。

　　资本昧着良知使用童工，通常有三个层面的原因可作分析：

　　其一、童工来源地一般都系中西部尤其西部欠发达省区。在“欠发达”语境下，又集中于老少边穷或国家级贫困县乡。人心都是肉长的，遑论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因此，不论家长采取何种方式———被迫也好、默认也罢，说到底不是个缺心少肺的问题，而首先是生计所迫的问题，其中的一部分家长还有放孩子一条生路的考虑。这个判断不是来自于逻辑推理，而是早年我在采访贵州童工遣返新闻时，部分家长向我所倒的“苦水”。

　　其二、童工接收地对劳动者基本劳动保障的维权工作做得很不到位，中间还掺杂有劳动执法腐败。

　　其三、地方政府眼里只认CDP，对本地劳动违法甚至犯罪现象(譬如大量使用童工)睁眼闭眼。就是万不得已查处一次，也是为了应对和糊弄舆论。

　　而黑心的企业主则摸准了地方政府的心思，从而顶风作案、有恃无恐、恣意妄为。

　　这三个层面原因，无数学者、专家、时论者一起当“冷饭”炒了多年，局面非但难有大的改观，反倒促使企业和地方变本加厉，花样和手段不断翻新。

　　还有一个原因比较隐蔽，未经点破通常不为常人所察。这就是大量使用童工的地区，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通常有与众不同之处。

　　笔者先从童工流向说起。只须上网搜索即可发现，童工案多发于东部沿海地区，但并非所有的东部沿海地区都在普遍和大量使用童工。拿长三角的苏州比珠三角的东莞，两地企业都以外向型居多。但苏州多年来很少有使用童工的丑闻被媒体揭露。并非苏州防患媒体能力强，也非苏州企业对政府攻关功夫胜东莞一筹，更不是苏州劳动执法比较过硬。经我观察，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在于，苏州外向型企业的产品档次、技术层级和产业能级高出东莞一大截。另外，外资的构成也不同，苏州的投资方以世界500强公司居多，以“欧美日新”大资本为主，而东莞则以港澳中小资本为主，有多年的事实为证，苏州的“血汗工厂”远少于东莞，还与欧美等大资本相对信守企业社会责任伦理，长期投资发展目光较远，而港澳资本以急功近利居多，至于不讲企业责任伦理，则与当代欧美文化与汉文化及东亚文化的差异有关。

　　继续分析，同样着眼长三角地区，假如拿浙江的永康等市对比珠三角之东莞，就坚守企业责任伦理的底线----不把它作为基本的企业行为约束，抑或说压根就不把企业责任伦理当回事儿，那么，永康与东莞可以说曾经是一对难兄难弟。这又作何解？撇开“桌面上的那些事儿”，很重要的一条，仍在于两市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的相对趋同性，包括资本结构和产品档次乃至于生产的组织方式。

　　再回到苏州说事，在笔记本电脑生产线上，在计算机芯片生产线上，甭说童工难以胜任，即便是符合劳动年龄的一般外来民工，也是难以胜任的。而类似于永康家庭作坊式的小五金生产，东莞的制鞋业等等，它不需要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只依赖劳动密集，且产品的平均利润要普遍低于资本和技术双密集的苏州企业群，因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大量使用童工也就成为许多企业的不二法门。而地方政府劳动执法的不作为，怂恿并放大了不法企业主的“贼胆”，一来二去、长年累月，“孽债”越欠越多，此时，为逃避舆论对地方的质疑，地方政府对这种违法犯罪勾当更只能捂着、掖着直至“压”……

　　可见，根治童工之恶，光空喊法制和法治远不够，它还须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模式的矫治相结合。(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