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讲话已满12年，而这次中国“两会”期间公布的去年发展状况，等于是中国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的结果。从中可见，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能否蓬勃前进，需要克服的第一关，就是城镇就业问题。

　　中国的时间文化里，逢十二比起逢十，阶段意义更浓。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把中国一举推向市场经济，也一举推上全球投资热点。同年共产党全国大会首次明确宣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转眼至今满12年，中国市场经济算是走过了一个初期阶段，这阶段的变化，什么最影响下阶段呢？

　　中国第一特色是人多，走市场经济之路，脚力要够劲，自然需要两个瘦下来。庞大的公有单位就业数量，以及数倍于前者的农民数量，双双瘦下来，同奔城镇就业市场。这就从根本上影响城镇就业的状态。所以，过去12年在这方面的变化，代表了中国走市场经济之路的脚力如何。

　　1991年城镇就业为1亿7000万人，去年是2亿6000万人，增加了9000万人，比亚洲“四小龙”总人口还多，当然很可观。但以倍率计，如今城镇就业规模只是12年前的1.5倍，算不算够劲，还得看一看全国经济规模的变化。

　　若国内生产总值代表全国经济规模的话，1991年的总值为2万2000亿元人民币，去年是11万7000亿。以当期价格计，如今全国经济规模相当于12年前5.3倍。以可比价格计，如今相当于12年前的三倍。这么一对，城镇就业规模的1.5倍，速度好像“慢车”。不过，走进这慢车一瞧，里面变化可剧烈了：

　　公有制就业不胜负荷

　　1991年，每100名城镇就业者中，约84人在公有制单位，其中63人在国有单位。到大前年，这两个数字已分别降到38人和33人左右。

　　1991年，城镇就业人口里，国有及其他公有单位约1亿4000万人，到了前年，已降至8800万人。

　　1991年，城镇就业属于私营企业及个体户的有760万人，到前年为近4300万人。11年间规模长到5.7倍。同期间，农村私营和个体的就业规模只长到2.4倍，乡镇企业只长到1.4倍，人数增量都不及城镇私营加个体的增量。

　　沿着以上特色，再多看一步，城镇就业变化特质就清晰了。早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前12年，中国公有制就业已不胜负荷，开始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但公有制就业量仍持续上升；南巡讲话之后也一样，1994年升至1亿5000万高峰，才缓缓萎缩，1998年起大幅下降。

　　也就是说，走出公有制就业惯性，远比走向市场经济来得沉重。城镇就业规模之所以增长不快，原因就在这个沉重。而规模增长不快，之所以对下阶段影响最突出，原因也在这个沉重。因为它背后还有个更大的沉重——农村劳力。

　　经济发展路数将有变

　　城镇就业规模增长不快，导致以下结果：一、农民不易转业，农村收入水平难上升。二、农民即使进城，谋生也易边缘化。三、城镇非公有体系消费力源头不足。四、前三点使内需偏向低效的公有体系，经济增长自须倚重投资和外销。五、由于人多地广，倚重投资和外销的经济增长，远比人少地小的国家，更易加剧内部差异。六、延误了从单位保障转向社会保障的体系换轨与前进。

　　以上情形像缠在中国脚上的绳索，市场之路愈前进，牵绊愈明显。比如现在经济增长9%，究竟算冷还是算热，争议尖锐。这也难怪，因为内部差异大，从这个角度看嫌冷，从那个角度看嫌热。不管争出来的对策是加温还是退烧，迟早都被那些绳索牵绊。所以，争议久了应该会殊途同归：替城镇就业铺出可持续劲增的轨道，经济发展才可能持续蓬勃。

　　替城镇就业铺出劲增的轨道，不同于千方百计扩大城镇就业。千方百计还是计划经济的路数，铺设轨道是市场经济的路数。所以，预期两三年内，中国经济发展路数很可能出现深刻改变，从思想到操作，通盘的突出城镇就业在经济事物里先中之先、重中之重的地位。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王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