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3日的广东省政府参事决策咨询会上，省政府参事曾添贵建议，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针对大学生就业难，曾添贵建议省里出台几条刚性措施，作为临时措施，可参照上世纪80年代“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对本单位职工子女中的大专毕业生，优先作临时合同工安置。(《南方都市报》7月15日)

　　曾参事曾任省司法厅副厅长、巡视员，虽属半退休状态，却依然就一些热点难点建言献策，这种心系民生、为政府排忧解难的精神令人感佩。可他这次的高见却让笔者无法苟同，且不说他通过提高城市准入门槛将低素质外来人员，尤其是不具备高中以上文化水准的农民工阻挡在广州城外的建议了无新意，就是专门针对大学生就业提出的“谁家的孩子谁家抱”的建议，依我看既是一种人员就业安置的根本倒退，也是不折不扣的馊主意。

　　我们虽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但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主持调研后得出的一个结论依然令人惊诧不已，即权力的“代际转移”和贫困的“代际转移”现象。前者以党政机关的官员与子女世袭现象、大学里近亲繁殖现象的普遍为特征，后者则直接表现为来自社会底层民众的子女向上流动的空间非常狭窄，中下层民众通过奋斗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通道被阻碍，社会最基本的公平与正义受到危害。

　　曾高参的主意馊就馊在，党政机关本来就人浮于事、机关重叠、效率低下，多年来始终无法走出越精简越膨胀的怪圈(仅在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就为党政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的低下而隔三差五大光其火)。如果采用曾高参的高见，优先把党政机关内部子女安排当临时工和合同工，不仅会加剧上述诸多弊端，而且，敞开安排的直接恶果之一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大家都是有来头的主儿，一旦进来了，谁还能把他调走？

　　为安置这些内部子女，必然会增设更多机构，只能导致党政机关公权寻租的进一步泛滥。至于无缘跻身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这个世袭小圈子的非内部子女，则只能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这与计划经济年代安排就业时内部子女优先，没关系没路子的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甚至动用“炸药包”去架桥铺路有何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