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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周南 整理/宗道一
周南，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曾任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是香港回归最权威的全程参与者和见证人之一。
按照条约，1997年6月30日，英国人租借新界到期。
1979年3月，英国派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想延长对新界的租期。3月29日，小平同志会见麦理浩。麦理浩表示，如果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
小平同志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明确表示不同意。他指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这个词。8月10日，小平同志和邓颖超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再次强调：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儿是卖国贼，含蓄点儿是清朝皇帝。
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摔了一跤
1982年9月2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小平同志同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见，成为中英就香港问题正面较量开始的标志。
当时，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从阿根廷手中夺过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她最初并不想把香港交还给我们，曾考虑过搞国际共管，考虑搞全民公决，搞第二个新加坡，就是“独立”，甚至考虑过在军事上跟我们对抗。但是，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毕竟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
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小平同志会见撒切尔夫人。她一上来就要求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并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小平同志立刻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他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不迟于一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香港的政策。
小平同志还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
这时，小平同志又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这是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进行的最关键的一次会谈和较量，后来小平同志称之为“定调子”的会谈。定了什么调子呢？就是：第一，中国决心按照“一国两制”的设想，于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第二，希望中英合作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如谈不成，中方将单独采取行动；第四，如出现动乱，就将采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这一下打掉了撒切尔夫人的气焰，她走下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台阶时摔了一跤。
放《火烧圆明园》时，只有英国使节没出席
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1983年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一轮谈判。谈判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举行，中方由姚广任团长，英方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玩弄“三脚凳”。本来是中英谈判，英国侵占了中国领土，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但是英国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来，想“以华制华”。我们立场坚定，英方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
英方还制造所谓的“民意”，配合会场上的斗争。有些报纸整天发表文章，说：我们香港人欢迎英国继续统治，中共来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毁灭，诸如此类，要英国人不能让步。港督尤德这派人物尤为积极，几次策动由两局议员单独组织的代表团到伦敦“请愿”，要求英国政府“不要对中国作太多让步”。
他们打“民意牌”，我们也应该动员舆论。那一时期，《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来进行反击。碰巧当时拍了电影《火烧圆明园》，外交部组织各国使节去看。英国大使馆的人很敏感，怕自己下不来台，就没有出席。
英国人还打“经济牌”，有意制造恐慌。香港金融市场很敏感，物价开始飞涨，老百姓去抢购日用品，港币直线贬值。本来英国人想拿这个压我们，但我们的方针是，你搞你的，我们不为所动。结果1983年9月24日出现了个黑色的星期六，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弄得他们自己倒慌了手脚。
我们开始的说法是“主权的移交”。第2轮谈判以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种字眼不大好。因为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建议改成“恢复行使”。从那以后，我们的说法就改了。
在头3轮的谈判中，柯利达执行撒切尔夫人的策略，不厌其烦地宣传香港的繁荣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声称只有中国同意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英国才会同意给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这其实是英国人的底牌。姚广指出：“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香港归还中国�！�
因为这个问题，双方争执得很厉害。这也反映到每轮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上。第1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2轮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3轮、第4轮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什么形容词都没有了。
姚广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说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给对方施加了压力。
第7轮会谈之后，柯利达就奉召回国当撒切尔的顾问了，但还主管香港的事情。英方换了伊文思大使当团长。中央也决定换人，1984年1月25日，第8轮会谈时，让我代替姚广当团长。
英方代表步步为营，只要有空子就钻
第8轮会谈开始，继续讨论第一项议程，即有关1997年以后的安排问题。这方面展开的各项争论，都围绕国家主权这一根本问题进行。后边各轮谈判，英国的方针概括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步步为营。
我们讲我们的12条方针，英方则采取“迂回战术”。每轮谈判谈到某一个问题了，他拿出几页纸，说你这一条方针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如何。他这个理解跟我们的理解相差很大，就是要损害你对主权的理解。
比如说外交问题。我们说香港是特区，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凡是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是领事馆，但英方不同意，他要求自己特殊，要设高级专员公署。
我马上批驳：你们提这个是何居心？我知道，你们只有在英联邦的成员国首都才设立高级专员公署，你能举出你们在非英联邦国家的外交代表叫专员或高级专员的例子吗？
听了我的话，伊文思跟他旁边的几个代表当时没料到我会这样质问，竟一下子答不出来。商量以后，他们作了答复，我们有一些国家也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商务专员是商务处的商务专员，而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
伊文思看这招也行不通，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英方代表就是这样步步为营，只要有空子他就想钻。
小平震怒：不驻军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
最后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对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大概是1983年5月，香港一位记者在人大开会的时候，找上我们一位不太了解情况的领导。记者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
正好小平同志接见香港代表团，会前知道这件事，他很生气。记者退场的时候，他说：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驻军是主权的体现，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小平同志震怒了。
第二天清早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来电话了，说奉政府之命紧急约见。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港英当局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在饭桌上向昏昏欲睡的英方团长摊了牌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核心问题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稳定。小平同志怕他们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需要有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
6月中旬的第16轮谈判结束以后，决定成立一个负责起草正式文件的工作小组。但英方仍不同意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吕镆灿械愣偶�，他建议负责香港问题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来访问。
我也考虑，英国的顾虑无非是怕我们干预日常的行政事务。我们把这个机构的任务讲清楚点儿，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任务主要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对涉及平稳过渡的问题研究讨论，做出决定。时间上也还可以照顾一下，给英国人一个面子下台阶。
向小平同志汇报后，他说：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
7月28日，杰弗里•豪这班人马就到了，住在钓鱼台。中午，我安排了一次会见，由我做东，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打出这张牌来，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提出，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儿。1984年年底正式签署协议，可以1988年1月1日进驻，到2000年结束。我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撤回我们的方案，后果你们负责。
柯利达在回忆录里讲，他坐飞机时差还没有倒回来，吃饭的时候正昏昏欲睡，一听到这个情况猛然惊醒，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了，不能不严肃对待。
午餐后，柯利达马上向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汇报。杰弗里•豪一听，说：你不要在屋子里谈，屋子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咱们到外边，找个大树底下谈。杰弗里•豪认为这是中国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那天下午会谈，柯利达缺席，大概是跑回使馆向伦敦发电报去了。
结果杰弗里•豪见中国总理的时候说，1988年的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我们商量了一下，就让了他半年。这样就达成协议。
12月17日，杰弗里•豪同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钓鱼台，出席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说：“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在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
1984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说：中英谈判像是一场“双方比赛胆量的战斗，而英国方面首先败退下来”。
(摘自《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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