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庐山谈判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上了庐山。此时,蒋介石正在庐山筹办暑期训练团。从8日到15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交谈,宋美龄、张冲也在座。周恩来先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予蒋介石?墒,周恩来却发现,蒋介石虽然没有推翻杭州会谈,但是却增加了一些附加条件,使谈判难以进行下去。杭州谈判时,蒋介石让中共先拿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可是,当周恩来带来中共草拟的纲领时,他却漠然置之,另外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故伎重演,还想将共产党溶化于国民党之中。其具体内容是:
“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
蒋介石费尽心机,又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3个师的番号,人数为4万5千;他推翻了杭州谈判时的许诺,3个师以上不再同意设总司令部,而改为“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并且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考察;对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然坚持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边区自己推举副的”;至于南方游击队问题,他提出应由中共联络,然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对杭州所谈“允许共党适时公开”,则矢口不谈,只是说中共可以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但又“不以共党名义出席”。
如此出尔反尔,变幻莫测,尽在周恩来的意料之中。他有针对性地回答说:所提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组织,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才能做出决定;红军改编后不应设立政治训练处,而应设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也是很不合理的。周恩来还同宋子文、宋美龄等会谈,陈述红军改编后,3个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以军事名义,而不能以“政训处”代替。对于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周恩来与蒋介石争执很激烈,分歧很大,虽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往返磋商,蒋介石仍然固执己见,谈判自然难以进行。
不久,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听取了谈判情况的汇报,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但仍然准备顾全抗日大局,做出妥协和让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谈判新方案。这个新方案考虑到蒋介石的意见,“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巴嘶嶙橹颍诠餐腥细倭斓幕∩,可同意国共两方面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由于蒋介石提出中共应先发表宣言,所以,中共准备7月中旬发表宣言,“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万人”。陕甘宁边区于7月实行民主选举,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选举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共产党方面由林伯渠任副长官。
国共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是改编后的红军指挥部。蒋介石设想,红军改编后,国民政府将派去所谓政训处,以取代军事指挥部,并将毛泽东、朱德派出国外考察,让改编后的红军失去核心,这样,就使他所精心设计的改编真正成为收编。6月22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专门谈及军事指挥机关的问题,表示中共可以再次让步,改编后的红军可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但是,朱德应为这个机关的主任。时下,朱德不能离去,红军倘若改编,将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他告诉顾祝同、张冲:“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请向蒋进言,朱不离军队。”
这时,蒋介石决定召开庐山谈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6月26日,南京方面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几日后,南京方面又给延安来电,算是给周恩来致蒋介石电的回复: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中共中央为第四次谈判做了认真的准备,让周恩来负责起草国共《两党关系调整方案》,这个方案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可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但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但两党又均保留各自的组织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权。7月4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7日,他们飞抵上海,也就在这天,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13日,他们到达庐山,立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予蒋介石,表明重开谈判的诚意和务实的态度。
第四次庐山谈判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所邀各界名流都有一席之地,却唯独将中共晾在一边。上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提出中共应先发表宣言,可是,当《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达时,蒋介石又予以刁难,以修改其中的一些内容为借口,就是不愿公开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把民族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国防。”
可是,蒋介石却重新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再也不提3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了。这种态度当然是周恩来难以接受的。第二天,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蓖泵魅分赋觯槭囊饧吞扔肷洗温教概,“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谈判又成僵持局面,中共中央考虑到全民抗战形势的来之不易,仍是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张闻天、毛泽东来电指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帅。”周恩来根据这一精神,就谈判的问题草拟出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这些意见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
国民党中央公开表明赞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各报刊可公开发表;迅速发表陕甘宁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择1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18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
但是,蒋介石对周恩来的12条意见,没有任何回应的表示,还是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的安排,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事实上,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红军改编后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一切听命于蒋的“行营”,那么不要多长时间,改编后的红军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再也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了。如此心怀叵测,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绝不能接受。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周恩来等离开庐山到达上海。7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币笾芏骼春土植萘羯虾#怨鄄煨问频姆⒄贡浠,等待重开谈判。
随着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全民抗战已成山雨欲来之势。周恩来在上海注意到形势的发展,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建议红军改编的工作应先行开展,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6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1万5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27日,他们到达西安,当日在与蒋鼎文会谈时,即得到蒋介石的口信: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针对蒋介石的催促,周恩来让蒋鼎文转告蒋介石:红军同意改编,同意开拔,但是国民党应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回到延安后,周恩来参加中央关于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会议,决定:立即争取西安行营的同意,将红军集中三原改编,编足4万5千人,3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将来可让步为军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蒋介石终于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声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毙问萍弊毕,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红军改编已是刻不容缓。周恩来和博古立即赶赴云阳镇,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共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问题,并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商定红军改编中的编制、分布、干部配备等问题。
就在此时,叶剑英从西安拍来电报,告诉周恩来,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川军将领刘湘将去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蒋介石、李宗仁这对生死冤家都能坐在一起,共议危亡之局,真可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敝芏骼戳舷胫泄惨步谎渭踊嵋,为了掌握团结抗日的主动权,他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中共应派人参加,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果然,8月1日,毛泽东转来张冲的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停顿下来的国共谈判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周恩来电复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会,则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张冲立即复电,告诉是开国防会,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会议。南京方面连日电文,其急迫的心情已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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