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3日电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在浙江省经贸委主办的浙江大企业大集团发展战略高级研修班上痛斥旧工业化“七宗罪”。他指出，在现行的政绩标准和财税体制压力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从而大搞市政建设、形象工程，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这说明中国还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是重走旧型工业化的道路。

　　吴敬琏说，旧型工业化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由投资驱动的工业化道路，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走的就是旧型工业化道路，从“一五”计划开始沿用前苏联模式，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导致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严重受损，服务业落后，高投入和低效率并存。时到如今，长期的旧体制仍然留下了政府配置重要经济资源，政绩标准以GDP增长为主，财税体制缺陷和要素价格扭曲等一系列“遗产”，使各级官员易于回到传统增长模式。

　　吴敬琏说，增长模式转变的症结在于将行政配置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为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改革，减少行政干预，矫正价格扭曲，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增长模式转变的关键之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要改变错位、越位、不到位的状态，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吴敬琏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应该通过三条路径增长模式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一，加快科学技术进步，要促进基于科学的技术在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开发的投入。第二，加快服务业发展，政府要鼓励和帮助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上下游延伸，发展现代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第三，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避免用早期工业化阶段只重视物质产品的眼光看待信息产业，要通过信息服务提高各行各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效率。

　　吴敬琏指出，旧型工业化有“七宗罪”：

　　第一，扬短避长，浪费资源。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而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显然是扬短避长，妨碍效率提高。

　　第二，削弱技术创新，延缓提高效率。由于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业和加工业倾斜，压抑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它的一个后果是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投入、科研成果和专利数量都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第三，造成原材料、燃料资源的高度紧张。2003年我国GDP占世界4%，而资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中国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无法支撑高资源耗费的粗放增长。

　　第四，破坏生态环境。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第五，增加就业难度。我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要在城市工商业中就业，但是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很差。有研究显示，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的1／3；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

　　第六，抑制服务业发展。2001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33.6%，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45%的平均水平，但近年来不升反降。由于对服务业投入不足、政策支持不够，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我们只能给外国企业“卖苦力”，从中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我国要发展服务业，必须改变“重制造、轻服务”的旧观念定式和政策取向，必须放宽对服务业的管制，加快法治建设，改善服务业的经营环境。

　　第七，引发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据国家发改委统计，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GDP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我国为40%~45%。这种投资比重过大的局面，在短期内会引发投资与消费结构扭曲，造成国内最终需求不足；在长期会隐含金融风险，因为在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投资率会日趋下降。在过量投资主要靠银行信贷支撑的条件下，无效投资意味着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冯源 王利渡)